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4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等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各位专家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摘编并发布，以飨读者。
林毅夫：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在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时的基本原则，是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用新的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以及让这种新的智能技术来加强营销和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够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生，这是地方应该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努力去探索、去运用的。发展区域经济是因为我们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它的产业跟技术的特性决定产业集群必须是跨地区的。在跨地区经济区的发展当中，各个地方要根据它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发展产业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阶段，协调其他区域里面其他的城市，形成一个产业集群，变成竞争优势。
樊纲：展望“十四五”，在“变局”中找到平衡是重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制定“十四五”规划要以平衡为重点，要保持好供给与需求、产业之间，金融和实体、区域之间等各种平衡关系，避免大的内伤，我国经济就可以持续发展。在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保持一定的平衡，我们就占有一定的优越地位，所以要更加突出各种平衡关系的问题。长期来讲，我国经济的发展仍面临很多问题及挑战，但同时挑战也是机遇，只有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在“大变局”中持续发展。
美国要美国企业回去，日本也提出补贴日本企业的分散化，一些生产能力要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认为过去太过集中。现在，美国企业、欧洲企业、日本企业都看到，供给链不能太长、不能太远这个问题，都要搞“中国+1”的分散化，企业供给链要“双链管理”。产业链的调整是今后五年甚至十年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我们进行“十四五”规划时要充分考虑的问题。
城市化是“十四五”发展的重要支柱，现阶段是城市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特点就是城市群的形成，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推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城市群，在“十四五”期间，从政策层面应该鼓励这些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以及以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小一级别的城市群都有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城市化完成了不到60%，还有巨大的潜力和非常长的前景。怎么使城市化进程更加健康、平稳、均衡，使得市场持续扩大，是我们下一阶段着重考虑的问题。大湾区、大城市群、城市带就是下一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形式和重要方式。
江小涓：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向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
近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总结为长期趋势和近期赋能两方面。其中，我国数字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向好，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新技术会提供发展新的支撑，三是产业互联网发展提出的要求，四是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出的要求。
短期赋能，一是数字技术在防控、抗击疫情中间表现非常优异，二是近期新基建概念的加入和比较热捧，三是我们可以启动了新的服务需求，四是在这次防疫中间我们企业的能力和价值观有了更多的展现，被更多的公众所了解。
我们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突出优势，我们人口多、国家大、产业技术好，有一批非常好的企业，在疫情中间又展示了它的数字技术的能力。数字经济对我们疫后的复苏、就业、消费的迭代、产业升级，我们服务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我们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有非常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在新一轮数字经济中间，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要发挥主导作用。一是新基建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性。二是我们希望数字经济领域中的企业都是从市场中间拼杀出来的，有很好的综合能力和眼光。三是我们这些企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在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蔡昉：“十四五”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过去的五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从顶层设计走向实践操作，实际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这也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一是坚持党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二是坚持用新发展理念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遵循先易后难的思路，建立协同发展机制，大力推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深入推进京津冀三地产业转移、环境保护、交通一体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大气污染等百姓比较关心、影响切身利益的问题。三是打破行政分割，大力破除制约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明显降低要素流动、协同创新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促进产业转移协作、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方面的激励机制。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一体化、产业升级转移、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体制改革、区域治理等方面面临一些新的任务。
新任务需要新思路。“十四五”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思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用“推-引”结合的思路。二是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要用企业统一开发运营的思路。三是推动产业升级转移要用开放协作的思路。四是生态环境保护要用立体治理、山海统筹的思路。五是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向津冀就近转移转化要用协同创新体制改革的思路。六是推动京津优质公共服务向河北辐射扩散要用“互联网+”的思路。七是全面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要用分类对待、梳理比对和循序推进的思路。八是建立长期相对稳定的区域治理机制要用机构改革的思路。
王昌林：深化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的认识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基本要求，这是做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大循环是指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往复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指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带动，对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循环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经济或大型经济体都是以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外部需求和国际市场只是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延伸和补充。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指国际循环不重要了，或者说国际循环重要性下降了，而是要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通过融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就要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进口，促进高质量使用外资，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推动供需平衡畅通，让中国经济在开放中欣欣向荣。
国内国际循环是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这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方面，要着力打通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大循环梗阻，培育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通过提升国内大循环水平更好促进国际循环。另一方面，要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国际循环更好促进国内大循环。
朱民：疫情背景下双轮驱动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202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是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走向1.5万美元高收入阶段的起点，当前2020年经济的反弹和战胜疫情的经济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整个经济结构在进一步转化，进一步走向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成为瓶颈，特别是非竞争性、非市场化的服务业。
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成为能不能迈向高收入阶段、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问题。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高收入阶段，这是中国人的期盼，是国家的希望，我们都希望进入高收入阶段，人民生活更加富裕，而这需要改革开放+数字化智能化的双轮驱动，迎接新经济的到来。
面向现实，中国发展科技的基础在于需求端良好、体量大、场景丰富;弱点是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应用层领先，基础生态薄弱。但是中国有包括计算机视觉、图像应用、自然语言处理在内的领先优势。以领先优势来带动科技发展，从良好的需求端自下而上，可以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和场景推动科研的发展。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科研发展新路径，中国会有很好的实践，这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新冠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走向高收入阶段发展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需要充分发挥抗疫过程中激发的反弹力、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推动2020年经济强劲反弹。这个过程需要政府积极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发挥市场和企业活力，完成202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我们能打赢抗疫之战，也能打赢经济战，在宏观层面上继续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经济数字化和智能化，让中国经济在高起点走向高收入阶段。
陆铭：“十四五”区域发展将迎制度红利，问题关键在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仍存在多方面滞后。与世界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偏低约10个百分点。
我国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发展仍未达到与人口大国相匹配的规模。在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
所以，我们的人口集聚可加强。由于人口的空间集聚滞后于经济的集聚，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巨大。在地理劣势地区，相对于资源禀赋，人口过多，难以提高人均收入，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受到人口众多的制约;同时，在发达的地理优势地区却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
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以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将持续提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特别是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缓解贫困。我的建议是，要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
人口城市化，并向中心城市周围的都市圈以及沿海地区集聚，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
所以还是要强化都市圈的增长极作用。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80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我也建议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郑永年：疫情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怀疑 中国应该发力“软基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疫情之后会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各国都会强化自己的“主权经济体”，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些产业链条可能要转移出去，一些产品也可能要将主要目光转向国内市场，这同时意味着制造业企业要在产业链上向上爬升、提高技术含量。
而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目前国内的思路大多还是围绕着“GDP经济”进行：一是投资新基建、二是发放消费券、三是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但从新基建目前的体量来看，很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有力增长点。
现在有些人有一种“技术乌托邦主义”，认为通过技术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很不成熟。全球每个国家都在投入研发技术，但真正占领技术高地的有多少?大量投入却没有技术产出的国家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火车头”还是在老基建上的原因，新基建最多只能作为一个发力点。
在我看来，中国这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通过发展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医院、老人院、都市停车场等等，增强社会软实力。不解决“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新大山，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中产阶层就没有制度基础。
我们总是讲拉动经济要靠“三驾马车”，但现在三驾马车里面，外贸因为疫情冲击还没站稳脚跟，基建在经历过去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已经出现边际作用递减。要拉动经济，只能靠消费拉动，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壮大中产阶级，使得消费力得到完善的释放。
